1976年，英国著名文化评论家雷蒙德·威廉姆斯（RaymondWilliams）出版了《关键词》（Keywords：AVocabularyofCultureandSociety）一书，将“关键词”作为透视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独特视角，通过对130多个关键词的梳理与阐释，勾勒出了18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中叶欧洲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特殊地图。这本书也因此成为欧美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。对于威廉姆斯来说，所谓的关键词必须具备两个要素，即词条的选择和意义的分析，“它们是在特定的活动及其阐释中具有意义和约束力的词汇；它们是在思想的特定形式中具有意义和指示性的词汇”（汪晖：《关键词与文化变迁》）。虽然“什么是二十世纪文学关键词”中“关键词”的含义与威廉姆斯所说的“关键词”的含义或有不同，但我觉得威廉姆斯对“关键词”的定义仍然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，换句话说，词条的选择与意义的分析，同样应该成为20世纪文学关键词的基本要素。从这个标准出发，我们可以提出不少“20世纪中国文学”的“关键词”，比如现实主义、现代主义、现代性、启蒙与革命、文本与叙事、雅文学与俗文学乃至民间立场、价值关怀、潜在写作等等。这篇短文当然不可能也无力对这些关键词一一加以评析，只是私心里企盼能看到学界对它们的精彩阐释。因为刚刚写过一点关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文字，所以忽然想到“翻译文学”是否也应该视作“20世纪中国文学”的关键词？
众所周知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也没有离得开外国文学的影响与参照，后者对于中国文学来说，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“他者”。“五四”时期短短的几年内，外国文学作品与文艺思潮先后涌入中国，对中国传统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，对新文学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封闭向开放、由本土向世界努力的真正起点。鲁迅的《呐喊》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，汲取了象征主义、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，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；郭沫若的《女神》受到泰戈尔、歌德、惠特曼、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，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。外国文学经过新文学作家的消化、吸纳、扬弃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到新时期20年文学，几乎重演了“五四”的景观。从最早的现实主义的恢复与深化、意识流的引进、朦胧诗的崛起，到80年代蔚为大观的现代派小说；从寻根文学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，到先锋小说、晚生代作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，无不烙上了外国文学影响的深深印记。因此，钱锺书先生不无感慨地说，清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，应该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。诚哉斯言。
考察20世纪中外文学的关系，不难发现一个突出特点，即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基本上都经过了“翻译”这一层媒介。我们不排除一些作家精通外国语言文学，可以直接汲取其中的有益养分，但大多数中国作家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，总是依靠了翻译文学作品才得以完成。而所谓的“翻译”，并不纯粹是语言技术层面的转换，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，是不同语言文化系统之间的传通。这种传通，用钱锺书先生的话来说，是“很艰辛的历程。一路上颠顿风尘，遭遇风险，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”（《林纾的翻译》）。译者所处的文化语境、社会语境，所具有的文化修养、语言能力，都直接决定了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质，决定了它们与原来语境中的外国文学或多或少的差异性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所说的外国文学，其实就是翻译过来的文学。因此，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把“翻译文学”作为一个特殊而独立的关键词来重新加以研究，从“翻译文学”的视角来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。这是词条选择的基本理由。从意义分析的层面上说，“翻译文学”这一可能的关键词，正记录了20世纪中外文学的交流史、影响史与接受史，不同时代、不同语境决定了“翻译文学”不同的丰富内涵。梳理清楚“翻译文学”，可以使我们更为科学地透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曲折变迁与意义生成，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与文化情境中构筑起更为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地图。显然，无论是从词条选择，还是意义分析来看，我们都无法拒绝把“翻译文学”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可能的关键词，不知读者以为然否？
 |
